大豆：本月估计，2023/24年度，中国大豆进口量1.02亿吨，较上月估计数调增392万吨，主要原因是国际大豆价格跌幅不断加大，进口成本显著降低，进口大豆数量高于之前预期；大豆压榨量9750万吨，较上月估计数调增135万吨，主要原因是豆粕价格下跌后市场销量增加，油厂压榨量上升。
产业链供应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其韧性和安全水平反映一国经济抵抗风险能力的大小，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工业总量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加快，产业规模和配套优势明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39.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5%。2013年—202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一批补短板、强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国有投资在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强链补链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领域等方面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然而，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存在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一些基础产品和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等。
如何正确认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如何维护和发展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针对上述问题接受了
记者专访。他表示，得益于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应用场景丰富、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效应等因素，我国在横向维度上具有生产集中度高的优势。然而，在纵向维度上，中国面临处在上游的关键核心技术供给和关键矿产生产的经济体“卡脖子”风险。作为处在下游的经济体，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和能源、重要矿产资源供应上增强韧性和安全水平。
产业链供应链要有抗冲击、修复和重构能力
《21世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怎么理解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王一鸣：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是指在遭遇外部冲击或受到技术封锁、出口管制、断供等人为因素影响时，具有抗冲击能力、修复能力和在极端情况下的重构能力。
具体来说，首先要具有抗冲击能力，在冲击发生时能否避免偏离原有的发展路径。如果无法做到，再看是否具有修复韧性，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内能否回归原有的发展路径，如果难以回归原有路径，就要看是否具有重构能力并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条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保障。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衡量。
第一是产业体系完备性。产业门类越齐全、产业多样性越强，产业链的关联性、相互支撑能力越强。产业链配套越完备，抵御外部冲击和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回旋余地就越大。
第二是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性。关键环节若能做到自主可控，即使面临重大外部冲击，也能在较短时期内从冲击中恢复过来。
第三是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产业生态。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产业链上中下游能够实现高效顺畅的协作，中小企业表现出良好的配套反应能力，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条件。
第四是产业集群内部分工和空间布局。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空间形态。产业集群所构筑起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和协同创新优势，大大增强了产业链的安全性、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第五是平台化网络化的要素配置方式。工业互联网和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变革，高效整合共享生产线、物流、销售、服务等环节资源，促进供需高效匹配，推动形成更加灵活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第六是高水平开放的供应链合作网络。从国际经验看，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国外的进口中间品贸易就越是依赖，而且随着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程度也呈现上升趋势。更好地平衡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效率的关系，需要以全球化视野谋划布局。
《21世纪》：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格局、运行逻辑、规则和竞争体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构？
王一鸣：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调整重构，而引发这一轮调整重构的，既有中长期变量，也有短期因素。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传统制造环节的劳动力成本作用降低，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发达国家依托智能制造技术优势，弥补劳动力成本劣势，吸引传统制造业回流，提升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降低了对低工资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依赖。
其次，全球化退潮造成全球产业供应链收缩。随着全球化的退潮，全球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配置，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特征更趋明显。全球产业链将向北美、欧洲、亚洲等若干重点区域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集中，而以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为重要节点的亚洲生产网络仍将是重要一极。
再者，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对生产集中度的担忧。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能源和工业原料供应体系加速拆分，供应链更趋碎片化。一些国家采取措施推进部分产业回流，跨国公司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经济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以规避“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风险。
最后，美西方以“去风险化”为名推动“去中国化”。美国砌筑“小院高墙”，联合西方盟友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 ，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实行“友岸外包”等，特别是对芯片制造设备、EDA设计工具、人工智能芯片等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使得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挑战。
优势与风险
《21世纪》：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具有哪些优势？
王一鸣：在横向维度上，中国具有生产集中度高的优势。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1年8月发布的报告称，在180种全球主要贸易品种中，70%的生产集中在中国。这种集中度高的优势源于产业体系、产业集群、应用场景、市场规模等方面因素。
第一，产业体系完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成本优势。
第二，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我国拥有各类产业集群上千个，分布在纺织服装、家电、软件、智能手机、医药、新材料等各行业领域。这些产业集群长期以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及上中下游配套协作关系，展现出系统性、集体效率和抗冲击能力。
第三，应用场景丰富。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丰富场景有利于创新成果市场化和迭代升级，支撑新兴产业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四，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我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随着我国对外部商品和服务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对全球经济的外溢效应和边际影响持续增大。
《21世纪》：哪些领域还需要增强韧性和安全水平？
王一鸣：纵向维度上，中国面临处在上游的关键核心技术供给和关键矿产生产的经济体“卡脖子”风险。作为处在下游的经济体，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和能源、重要矿产资源供应上增强韧性和安全水平。
第一，初级产品对外依赖度高。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特别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部分初级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原油对外依赖度长期保持在70%以上，铁矿、铜矿、镍矿等长期保持在80%以上，铬矿、钴矿、锂矿等甚至长期保持在90%以上。
第二，部分高科技面临“卡脖子”风险。我国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制造所需的关键设备和关键材料，核心工业软件、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关键仪器仪表中的高端产品，仍大量依赖进口。未来，不排除一些国家可能对我国高技术封锁、投资限制措施等进一步收紧。
第三，外部冲击导致关键中间品供应紧张。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核心软件、关键材料等中间品供给能力不足，外部冲击往往导致供应链安全稳定受到影响。如一度出现的全球车载芯片供应紧张对我国造成冲击。
第四，产业链成本敏感型环节外移。行业外向度越高、产业链越短、成本敏感度越高的行业，在综合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冲击下容易出现向外转移。如纺织制成品、服装、箱包、制鞋、家具、橡胶轮胎、玻璃制品、计算机和周边设备、结构性金属制品行业等。
整合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攻克短板
《21世纪》：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如何发挥优势、弥补短板，你有哪些对策建议？
王一鸣：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要以增强产业链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快构建富有创新力、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我认为，要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发力。
第一，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创新能力。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产业科技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源头在海外，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面向未来，我国科技创新要从“追赶型”转向“引领型”，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增强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动权。
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大战略需求的领域，以及存在“卡脖子”风险的关键环节，筛选出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清单，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攻克“卡脖子”短板。完善从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试验验证、推广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真正将创新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重点产业链存在的基础材料、先进工艺、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关键设备等薄弱环节，实施龙头企业牵引的产业链协同创新，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强化研发设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质量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体系对产业链升级的支撑作用。
第三，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能力。鼓励和支持产业集群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以企业为主体整合资源，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和利益共同体，提升集群专业化协作和配套水平。围绕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载体，完善共性技术、新产品检测、新产品认证、知识产权等服务。
第四，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建设。围绕重点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和竞争力。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实施关键供应链备份计划。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以市场拓展、整合资源、提升竞争实力为目的的产业链横向并购和纵向垂直整合。
第五，发展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供应链。进一步扩大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一批有意愿的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支持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总结推广一批设备共享、业务互联、资源互通、要素协同的行业创新应用案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供需灵活匹配，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韧性和竞争力。
第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布局。分类施策化解产业链成规模外迁风险。发挥我国制造业布局纵深空间大的优势，合理有序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促进区域联动、协调发展。加强重要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应急产品加强产能储备，建设一批区域性应急物资生产保障基地。
第七杠杆股票，在开放合作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大力支持5G、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去”，围绕国际领先市场和若干区域性目标市场积极布局。重点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